11月6日，由國家能源局、江蘇省政府、國際可再生能源署聯合主辦的“國際能源變革論壇”在蘇州開幕，來自全球能源領域政界、科學界、產業界的領導者匯聚一堂，共同探討全球能源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。
“人類在享受經濟增長、科技進步、社會發展成果的同時，也已逐漸認識到過度使用和依賴化石能源所帶來的危機。”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、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·白克力開門見山，能源安全、氣候變化、生態環境等問題日趨嚴峻。如何利用能源？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一古老而又嶄新的話題。
“全球PM2.5濃度最高的地區是哪兒？中國東部。溫室氣體排放濃度最高的地區是哪兒？還是中國東部。”國家氣候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亮出一張世界地圖。“PM2.5結構的60%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%都來自于煤炭和石油的燃燒。”問題不言而喻，發展可再生能源被認為是一個經濟、可持續的解決方案。
“德國計劃用35年時間實現‘脫炭’，爭取到2050年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。”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國務秘書雷納巴克表示，不妨做一個實驗，即使是德國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的電力消費大國，也能“脫炭”。最終不是為了地球，而是為了人類自己。
中國也已加入到“脫炭”隊伍。2013年，中國實現了GDP增長和碳排放增長的脫鉤，GDP增長7.6%，碳排放只增長了4.6%；2014年，中國的煤炭消費比2013年的峰值下降了3%。
但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。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總干事阿德南·艾敏認為，在可再生能源還不充足的情況下，社會發展還離不開傳統能源的補充。因此，當下的能源革命無外乎有二，一是盡可能更加清潔地使用化石能源，二是盡可能更多地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，但最終，后者才是關鍵。
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朱共山笑把新能源比作逆襲的“白富美”：白，新能源清潔無污染；富，未來新能源產業的身價將高達五萬億美元；美，最終將達到一種和諧共贏的局面。
“誠然，能源革命不是威脅而是機遇，這已成為丹麥各個政黨的共識，并且越來越多的企業也認識到這是一個可以賺大錢的行當。”丹麥能源署署長貝墨通介紹，丹麥雖是小國，但卻是能源技術的出口大國。丹麥自上世紀80年代起推廣新能源，90年代就已不再新建燃煤電廠，并通過稅收杠桿鼓勵新能源發展。如今在丹麥國內，風電已占總電能的39%，丹麥還與德國、挪威的電網實現聯網，做起了風電生意。
在蘇州，2014年新能源產業實現產值1040.25億元，成為蘇州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點方向，形成了以太陽能光伏、新能源汽車及電池為主導的新能源產業集群。其中，光伏產業產值已達450億元，位列全國第二；光伏電池片和組件產能分別達到4234MW和4571MW，占全國的1/8，位列全國第一。
“白富美”產業方興未艾。“政策推動是發展關鍵。”可再生能源政策網絡（REN21）副總裁艾琳希內爾旗幟鮮明地亮出觀點。2015年，全球有164個國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標，至少有145個國家已經將之列入現行政策，后者在10年間已經翻了近10倍。中國也是其中一個。在中國，購買新能源汽車或可享受來自國家、省、市的多重補貼。記者了解到，作為新能源汽車“十城千輛”計劃在江蘇省的試點城市，今年蘇州全市將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3000輛以上。
“但推廣可再生能源不能僅靠政策支持。應盡早邁出市場化的第一步。”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能源部門主任托德·約翰遜說。同時他也認為，即使是新能源汽車也未必絕對“干凈”，因為他們使用的電可能依然來自于煤炭。一面積極出臺政策支持新能源產業發展，一面繼續對傳統化石燃料產業進行補貼，這種尷尬局面出現在當下不少國家。
“說到底，對企業來說，不管使用哪一種燃料發電，最終目的都只有一個，即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、提高利潤、爭奪市場。而可再生能源的運行成本幾乎為零，這使得它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占據先機，不是因為政府或者法律的規定，而是依據它本身的特點。”雷納巴克說，“如果企業發現用煤發電不劃算了，自然就會舍棄。”
